中国当代书画中的鉴定乱象

字画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鉴定去世的画家作品，不鉴定在世艺术家作品。在世艺术家作品最可靠的鉴定就是艺术家的自我认同，而这则规定实则表现出的是对鉴定大嘴们的嘲笑，然而就是在这些鉴定大嘴的掩盖下，才得以让这个畸形的鉴定环节得以生存。

人民日报曾经撰文：当代字画界鉴定是几张大嘴都在说，一双小手在暗处紧捞。而权威丧失是当代字画鉴定中最大的漏洞，因为说话的嘴巴太多了，表面似有群雄割据的态势，实则一个作伪的乱局，成为某些人捞钱的好由头。

群龙无首的鉴定乱象

“行家鉴定会是我们的首选，因为在收藏的过程中，行家肯定是对于某一位艺术家有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评判标准和收藏家群体，尤其是在于流传和来源上非常清晰可靠，这些人的鉴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存在的，而在资深的行家身上更是少之又少”，匡时拍卖谢晓冬对雅昌艺术网说，拍卖公司的征集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集齐艺术家的作品，而伪作也掺杂在其中，相对来讲，拍卖征集业务人员会是鉴定的首要环节，虽然拍卖行讲求的是流通，但是对于作品还是会报有谨慎的态度。某拍卖行业务人员对记者说，如果说某件东西不能确定真伪，或者是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那对于送拍人员(散客)来讲，就只是被打发的下场。退一步讲，如果拍卖行把伪作上拍了，那也有拍卖法中的不保真一项的规定。

在拍卖公司对于当代字画这块的业务规定中，表明如果买受人能够找到画家本人，证明自己买到的是赝品，公司可以无条件退货，但是买家这个权利只有短短的十天，有些拍卖公司也有一个合理的期限伸缩性，比如可以延长至20天，但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找到艺术家本人进行鉴定，这对于普通人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拍卖公司在鉴定环节中一个大漏洞演变成的利益黑洞。

同样遵循着和古代以及近现代字画鉴定的流程，在第一个行家鉴定流程之后，艺术家本人鉴定是当代字画中的一大法宝，而这也被看做是最为可靠的方式，山东的鲁清汶在早期做画廊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过一件这样的鉴定事件。当时是画家冯远的一张笔绘性质的作品，在鲁先生的画廊销售，后来卖给一个客户，这个客户认为是假作，当时就牵扯到鉴定和赔偿的问题，经过多人鉴定之后，这位客户还是不能信服，只好找到了冯远先生，后来经冯远先生辨认，的确是其早期的一张笔绘性质的画作，这就解决了这位客户的疑问。

但这并不代表艺术家的鉴定就可以作为呈堂证据，换言之艺术家鉴定其实在法律上是没有有效性的，据曾经打赢书画真伪官司的画家史国良叙述，在一次上诉假画拍卖的庭审中，法官就把焦点集中在画作到底是不是伪作上。作为原告的史国良要求进行鉴定并列举了中央美院、北京画院等多家重要美术机构。但是法院认为，上述机构的鉴定结果不能作为司法依据，如果要鉴定，应该去版权中心、笔迹鉴定中心等单位，但是法院提供的几家机构都不愿对画作进行鉴定。

另外二级市场上的鉴定讲究的更多的是对专家的迷信，尤其是对于收费和开发证书的专家的迷信。一位曾经遭受过鉴定骗局的知情人(赵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人可笑的经历，一张当代的字画由于找到不到艺术家本人去鉴定，只好找了一位所谓的故宫书画部专家的鉴定，一张画作鉴定费是800元，他带来了三张作品，讨价还价之后，以2000元的价格谈成了鉴定费用，之后并给他颁发了三张证书，大体内容是，兹证明本幅作品是某某画家的真迹，特此证明，下方是这位陈姓专家的签字。赵先生把这些鉴定证书奉为宝贝，送往某拍卖公司，结果可想而知。

行家、专家、艺术家、第三方机构的频频出招，并没有解决鉴定中出现的问题，反而是在每个环节中都会有漏洞遗留，给不良者以利益。

鉴定漏洞变“利益黑洞”

在所有鉴定中最靠谱的艺术家鉴定中，存在着一对悖论，即市场需要艺术家在某些方面去做配合，例如在对于伪作的指认和鉴定上。但是作为艺术家其主要功能是艺术创作，是否需要为了市场去耽误本身的创作呢?这也是让艺术家最为头疼的一点，看着市场中流通着的赝品，却没有很多的经历去做一些事情，这应该来讲是鉴定中最大的一个漏洞。著名艺术家徐冰的《天书》就曾经遭遇过这种困扰，在忍气吞声了几次之后，徐冰工作室终于出手鉴定，通过雅昌艺术网的平台来做作品的鉴定，而这虽然受到了收藏者们的迎合，但是对徐冰而言，却浪费了很多无用的精力。

有偿鉴定的泛滥也是黑洞的所在，市场的火爆使现当代书画作伪之风猖獗，作伪手段、技术层出不穷，于是，一些人开始以“专家”的身份浑水摸鱼——出具与一定数额金钱相应的“鉴定证书”，收取“鉴定”费用。各种各样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专家”大量出现，鉴定证书满天飞。陈履生就曾经指出，以“中国”为字头的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理应有着基本的面对学术和市场的严肃性，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现在一些博物馆或其他一些国家级的单位，正在以这种国家级的名义进行“鉴定”或出具“鉴定证书”，为赝品的流通保驾护航。同时，也有人把“国家级”的鉴定证书也伪造出来了，真伪难辨。

在鉴定防线断口的地方，造假者就成了这些利益黑洞的获得者，一件出自小作坊造假者之手的画作，在礼品市场上以一平尺10万元价格出售，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而真正让人咂舌的在于这种成本几乎为零的操作中，拍卖市场上在冠冕堂皇的流通，摆明的伪作，也会有买家争得“头破血流”。而经过所谓的鉴定专家的证书开具之后，往往是给这件作品验明正身，价格翻倍奇迹都会出现。而在刘尚勇看来，这种所谓的鉴定，它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过程，从业的经历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在实践当中，无良鉴定师还不如只上过中学，在库房里干过十年的人经验丰富。

成熟的画廊代理应该是对作品的真伪负全责，尤其是在可量化的油画创作中，西方画廊已经有一套完整的鉴定方式，并且建立了追踪制度，只要是画廊代理的艺术家，最终作品的解释权是归画廊所有。而中国当代字画首先就缺乏了这样的代理制度，这是其一的漏洞;其二在于中国字画是不可量化的，这就给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权威缺失，谁来称道？

在几张大嘴的唾沫之下，除了艺术家本人鉴定的漏洞之外，每一个人都在标榜自己的权威性，尤其是中国当代字画没有权威的业内认知者出现。王凤海认为，中国书画鉴定大师是南有谢稚柳北有徐邦达，而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界一致认可一个机构，就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主要成员，这些年，其中一些人过世，一些人年事太高，而后继者不足，以致当今书画鉴定人才匮乏，整体水准直线下跌。此外，现当代书画本身纷繁复杂，画家众多，绝大多数个人、流派的书画鉴定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具有权威性的书画鉴定家尚未出现。说来，因为现当代书画的鉴定难度相对比古代书画容易，人证、物证相对较多，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权威，也就没有了权威。

“说真话得罪人，说假话害死人，乱说话气死人，不说话难为人。”一位藏家这样打趣鉴定界的现状。鉴定家的地位和权威是在书画交易的实践中逐渐树立起来，要想让“鉴定家”回到应有的位置，发出权威的声音，只有把艺术家的著作权、收藏家的知情权、鉴定家的话语权放在首位;只有对待一件书画作品，慎言谨题，细心求证，去伪存真，善于修正自己的认识和“服输”，才能逐渐扭转现当代书画鉴定这种“群龙无首，诸侯割据”的无序状态。

法律权威缺失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多数人看来艺术家对于自己作品没有鉴定的资格，这是十分荒谬的。“就好比自己的孩子，虽然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能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吧”鲁清汶对记者说到，但是在中国的法律中，画家本人是不具备对画作的鉴定权。尤其是谁来监督艺术家进行鉴定?鲁清汶坦言，遇到一些无良的艺术家，经常会出现“不认账”的情况，比如早期不成熟的画作，可能考虑到影响当下自己作品的价格，就会刻意的否认画家;另外一种则在于出于当时的政治或者某些特殊愿意下的画作，艺术家也会采取回避的态度。

从以往鉴定专家的一家之言中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各方的认识各就其位，各执己见，而众多的案件也是在真伪的鉴定上出现了问题和争议，鉴定成为书画市场中的软肋，当我们在质疑谁可以真正说了算的时候，今年五月份，国内首批由政府认定的艺术品鉴定机构的试点名单出炉，这是北京市文化局对于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成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的批复文件，而雅昌也公布了关于试点工作的安排，即推出在世艺术家鉴证备案服务，此举一出引起了业内的讨论，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究竟会给鉴定市场带来一阵东风还是狂风?

相关人士表示，相关部门想通过确立艺术品鉴定试点机构来规范市场的初衷是好的，但艺术品鉴定没有绝对标准，官方指定鉴定试点机构可能涉嫌不正当竞争，政府部门批复了某些单位成为“官方认可”试点鉴定机构的申请就是介入了艺术品鉴定，但实际上判断鉴定结果可信度高低的应该是市场。针对此问题，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表示，为了避免“官方认可”的鉴定结果之后出现的争议甚至是法律纠纷等问题，雅昌将邀请法律专家对这方面制定出具体规划。而从和画家何家英的合作来看，这其实是形成了画家和第三方机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制约，通过科技手段的分子机构分析，再加上艺术家对于作品风格的把控，现场两方的监督，共同完成备案服务，其实是给鉴定服务加了一层保险。

结语：在所有的不良鉴定环节，一方面是机制本身的漏洞，如法律上对于鉴定资格的认证上;另一方面在于无良的鉴定师随意开具的鉴定证书。这中间的漏洞带来的利益黑洞的最终获得者是多方面的，在这条利益的链条中，只有收藏者是处于最底部，并且带来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