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步！瓦尔特·朗格90岁诞辰

瓦尔特·朗格（Walter Lange）将行动视为人生的意义。在65岁左右时，不同其他人般选择退休，他反而投身创立公司。瓦尔特·朗格自1948年家族资产被充公后便离开了故乡格拉苏蒂镇。1990年12月7日，他回到故乡并成立朗格钟表有限公司，为前人留下的基业重注生机。145年前的当日，恰好是他曾祖父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 Lange）成立表厂，从而奠下萨克森高级制表根基的日子。

柏林墙的倒下与德国统一，为瓦尔特·朗格带来历史契机：他终于能够实现于萨克森再次打造世界最佳腕表的梦想。他立即把握良机。这位充满理想的乐观主义者希望将制表工作带回格拉苏蒂镇，为家乡人民的未来带来新希望。

1994年10月24日，由瓦尔特·朗格与业务伙伴君特·布吕莱恩（Günter Blümlein）带领的团队，经过四年辛勤的建造及研发工作，终于打造出令人难忘的新时代首个朗格系列。这四款腕表绝对是融合顶尖技术结晶与极臻完美工艺的经典时计，成果远超众人期望，重铸制表传奇。朗格这个卓越品牌的重生，令钟表世界的结构发生重要变化：高级制表艺术除了瑞士之外，找到了第二故乡。

当瓦尔特·朗格在临近90岁诞辰时回顾过往，他的毕生事业足以令他倍感自豪。朗格腕表接连取得成功，已在60多个国家建立起国际顶级品牌的地位。公司已由一开始的小型团队发展至700多名员工的大企业。逾20年间，第一批发布的四款时计也已成长为五大腕表系列，并涵盖70多个腕表型号。然而令他最为满足的是，在故乡格拉苏蒂小镇，有超过1,300名居民能够以制表业谋生，而且人数仍在增加。

虽然瓦尔特·朗格不再亲躬于公司的日常事务，但他仍以专业顾问及被他自称为“历史桥梁”的身份关心着“他的表厂”。每逢表展或重要活动期间，他总会以品牌代表身份亮相，备受尊敬。

瓦尔特·朗格为人谦虚，但事实上朗格品牌得以重生，有赖他坚毅无比的勇气。凭借他前瞻性的努力与所创立的公司，格拉苏蒂小镇再次成为德国的制表中心。为表彰瓦尔特·朗格的贡献，他于1995年获颁格拉苏蒂荣誉市民奖（Freedom of the City of Glashütte），并于1998年获颁萨克森自由州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 of the Free State of Saxony）。去年，瑞士高级钟表基金会（FHH）颁发“Hommage à la Passion”荣誉大奖予瓦尔特·朗格，赞扬他是“令朗格美丽重生的人物”。能够在瑞士洛桑获得赞扬他毕生贡献的奖项，瓦尔特·朗格尤其感到欣慰，他眼泛泪光地说：“没想到是瑞士给我颁了这个奖！”

1947年，青年制表师瓦尔特·朗格

瓦尔特·朗格90岁诞辰特别访问

生平

2014年7月29日就是您90岁生日，是回顾过去的好时机。您马上能想到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何时？

听起来有点平凡，但我必须实话实说，那是我的童年。我当时无忧无虑，没有大人们的顾虑，我在温馨的家庭长大，每天总有不同的小冒险。当我回顾过去，童年总是最美好的回忆。

您出生于制表世家，何时首次接触时计呢？

现在儿童玩的是遥控车或电脑，而我小时候则有一个腕表工具箱。我记不起当时有多大，但我已能用不同零件组装腕表。童年时，我大多在表厂度过，因此钟表一开始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您受训成为制表师吗？

是的，我16岁时遵循家族传统正式走上制表师之路。当时，家乡格拉苏蒂镇只提供深造课程，所以我得先前往奥地利的卡尔斯坦（Karlstein）接受基础训练。一年半后，我被征召入伍，被迫中断学业。战后，我在格拉苏蒂镇的制表学校师从阿尔弗雷德·海威格（Alfred Helwig）继续学习制表。

何时是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

那是二战时的数小时，当时我腿部受到枪伤，我躺在战场上完全不敢移动双腿，直至夜幕降临，我才鼓起勇气爬出危险区。二战及其相关回忆至今仍是我的梦魇。

战争最后一日，您目睹了表厂遭到轰炸。

是的，这是可怕的事。我经由波罗的海（Baltic Sea）归家，停留于格拉苏蒂镇附近的战地医院治理腿伤。情况尚算乐观，甚至称得上是幸运。我父亲为我取得休假纸，让我能够于1945年5月7日至15日期间暂离军旅，与家人团聚，那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5月8日早上响起轰炸警报，我们主要的生产重地就在那次轰炸中被毁。

格拉苏蒂镇的制表公司在战后均被充公，您当时如何度过？

当时我父亲鲁道夫（Rudolf）与他的兄弟奥拓（Otto）和格哈德（Gerhard）三人共同经营表厂。战争结束后，我们当然尽力继续工作，并尝试重建生产设施。我和父亲及奥拓叔叔深入讨论公司的未来，并开始为腕表研发28型机芯，但就在机芯投入量产前，公司在1948年4月被充公。父亲和他的兄弟从此无法再踏足表厂，我被要求加入工会，但我断然拒绝。后来我在1948年11月的某个夜晚，逃离家乡，避免被迫前往开采铀矿。

朗格于1948年被充公后，公司成为国营企业并于1951年与其它制表公司合并，朗格品牌从此消失。您当时身在远方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何感受？

我非常担心，主要是不放心我父亲，他因被充公一事大受打击。他后来到普福尔茨海姆与我们一同生活，但始终无法接受表厂及家园被毁的事实，不到一年便与世长辞。我们全部都认为家族事业从此失去，因此非常伤心。

您凭着勇气在1990年12月7日于格拉苏蒂镇重振公司，过程困难吗？

决定充满风险，但也是我唯一的机会。柏林墙倒下之时，我已退休了，但我就是无法白白错失重振祖业的良机。1990年12月7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我借用小学同学在格拉苏蒂镇的地址，为品牌重新注册，一切从头开始。

后来情况如何？

在开始的数周以至数月，我们必须克服众多困难。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一件事。在1990/1991年，我们与Treuhand信托机构协商归还朗格家族被充公的土地。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三，我与Treuhand的主席德勒夫·卡尔斯坦·罗威德尔（Detlev Karsten Rohwedder）会面，会谈结束后，我觉得我找对人了。但是5天后，在星期一复活节的晚上，罗威德尔在家中被枪杀。我大为震惊，其后与Treuhand有关归还财产的谈判终告失败。直至2000年，我们才能在格拉苏蒂镇重新购回。

谁是您最重要的知心好友？

我的搭档君特·布吕莱恩（Günter Blümlein）。在他的帮助下，重振朗格方能成事。布吕莱恩言行一致、极富远见、深思熟虑，同时善于筹谋划策、精于市场推广，对腕表设计亦别有见地。

您们有多要好？

德国统一后，君特·布吕莱恩和我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在格拉苏蒂镇附近的Ladenmühle酒店内，喝着红酒促膝而坐。他总是让我诉说往事，以及祖业的怀表厂。回忆起这些美好的晚上总是令人心情愉悦。后来，我们后悔没用录音机录下对话。1994年10月我们发布朗格重建后的第一批腕表前数日尤其令人激动。当时，布吕莱恩与我共享一间办公室，我们一同坐在打字机前，讨论首场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辞。可惜布吕莱恩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心。

可以总结重振品牌后的愿景吗？

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能够研发出造型典雅流畅亦富有当代气息的腕表。

当您与15名员工重新开始时，可曾想到朗格能够再次成为全球性公司？

我们当然希望能做得到。毕竟，我的先辈们曾凭借他们的怀表赢得全球赞誉。世界各地朗格古董时计的拥有者至今依然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最初只是想在德国及欧洲部分地区销售新腕表，但是来自海外的问询随即纷涌而至。我很高兴朗格在国际舞台上重振声名。

何时是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刻？

我难以确切指出。1994年10月24日我们的第一场发布会正是其中之一。另一时刻当数2013年我们在日内瓦表展上首次展出限量六枚的GRAND COMPLICATION。当时我再次感受到朗格所奉行的一切均正确无误。我为我们的传统、公司及所有员工感到自豪。

何事最令您感到欣喜？

如此蹒跚的起步，竟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最为令我感到欣喜。朗格并不是格拉苏蒂镇唯一的表厂，小镇已再次成为德国制表中心，超过1,300人在此找到工作，令这个地区繁荣兴盛。当然，我非常满意朗格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如我曾祖父尚在的那个年代，朗格就是这里的推动力。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同感。

古语有云：失败乃成功之母。哪一次最令您感到失败的痛苦？

对我而言，1948年家族遭到充公最令我感到痛苦。但是看到国有化表厂逐渐衰落更让我心痛不已。

首个朗格学徒至今仍在朗格工作，您们关系亲近吗？

1997年，我们开始培训两位制表师，其中一位仍在公司工作。他现在隶属于产品研发团队，负责设计新机芯。这是位非常矜持的年轻人，我想在他心中我仅仅就是“朗格先生”，正如我之于其他所有人那样。

您喜欢格拉苏蒂镇居民的甚么特质？

我喜欢小镇上人们的沉稳冷静，城里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乏味。但是，追求完美与速度常常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