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纽约时报》要抹黑北京保利？

2013年12月6日，作为本年度拍卖季最后一场压轴大戏的北京保利秋拍，以28.7亿元人民币的成交总额再次位列全国大型艺术品拍卖会的成交榜首。加上今年春拍，该公司以78.8亿元的成交额，第四次成为全球年度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的第一名。

然而，10天之后，北京保利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成绩进行庆贺，围绕在保利周边的掌声也还依然此起彼伏，一个刺耳的声音就突然从《纽约时报》传来，打破了正准备收官过年的整个艺术圈的宁静。

12月16日，《纽约时报》官网赫然刊登《保利拍卖公司考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文中以西方一贯对中国的质疑、调侃的写作手法，在承认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全球艺术品第二大市场的同时，认为内地还是个充斥着诈骗、赝品和拖欠拍卖款的市场，这些因素正在削弱消费者的信心。《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措施整顿拍卖行业，之后便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北京保利，“有国企性质且收入占全国拍卖11%的保利拍卖非但不助改革一臂之力，反而可能成为改革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从一项行业研究发现，去年，北京保利是买家不付款问题最严重的拍卖行之一。”

这个在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位居龙头的企业，在《纽约时报》笔下，瞬间成为一个依仗军方背景，无视政府行业制约，我行我素，搅乱市场的一块难以清除的巨石，牢牢地挡在了政府推进艺术品改革的道路上。而它的执行董事赵旭，这个本来就因做事风格独特，不按常理出牌却在接任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将名不见经传的北京保利一举推到中国拍卖市场最前沿的风云人物，也因颇具话题性，被《纽约时报》演绎为一位专权式的人物，“赵旭像国王一样管理着一切，不停查看自己的智能手机，助手们则是来来去去。……一次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桌前打开了一幅卷轴，‘我们拍不了这个，’赵旭说，挥了挥手让人把卷轴拿走。”甚至调侃“他在保利总部旁边开了一家私人会所，在这里邀请重要收藏者喝酒吃饭，虽然赵旭说这种会面完全属于社交活动。有一次，他还裹着浴巾，追着一名没有付款的客户来到了桑拿房。”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的第二天，北京保利迅速对其报道在官网中发出了公开回应，对文章中关于拖欠拍卖款、不按照政府规定提交拍卖数据等“罪状”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受经济低迷、市场流动性趋紧等因素影响，保利拍卖高价拍品延迟结算问题在2011年底和2012年春较为突出。依据国际惯例，保利拍卖在征求部分委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同意部分拍品延迟付款，并针对每一拍品制定了具体的付款计

“报道中称保利拍卖2012年5月底前仅完成34%的成交额过千万的艺术品的交割。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拍卖公司，保利拍卖基于中国法律规定及国际惯例，依客户要求对重要拍品的结算信息予以保密，加之同意一些客户分期付款，报道所称数字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作为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普通会员，保利拍卖自加入协会以来，一直以会员身份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协会的工作，并愿在协会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在保利的积极回应下，《纽约时报》中看似真实到每一个细节甚至当事人表情的文章，瞬间显得站不住脚。然而，一向宣称以报道事实为主旨的《纽约时报》为何不顾事实，抹黑北京保利，其中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玄机一：《纽约时报》构建自己的影响力和在中国的话语权

其实，《纽约时报》负面报道中国艺术品现状的文章并不少见，距离此次点名保利最近的一篇，是发表于10月28日的《真假难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谁在忽悠谁？》，这篇文章以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时，一幅以4.255亿人民币高价成交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为例，称该幅作品至今因为没有付款而依旧留在中国嘉德的仓库中。并称该场拍卖的第三、四、六及第九位拍品都没有付款，而就此推断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交不付款是普遍现象。

不过，通读整篇文章，了解艺术品市场的人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现象，都是几年前被中国本土媒体挖掘了多次，早已没有新颖点的旧闻拼凑。本来这样的“拼盘”如果出自中国媒体，可能没有丝毫的“噱头”优势，然而，因为制作方是外媒，又是鼎鼎有名的《纽约时报》，中国人特有的“看热闹”情愫就将新闻价值无意识地放大。好像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由中国厨师来做，就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但由一家世界知名餐厅中的外国厨师来做，不仅价格翻倍，就连味道也似乎不太一样。

不过，这个“拼盘”虽然让中国读者有了一定的新鲜感，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2012年就试图在中国推出“中文版”的《纽约时报》官网，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构建自己的影响力和在中国的话语权，很快就学会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枪打出头鸟”，他们明白，与其攻击整个庞大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不如集中所有子弹朝一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开火，因为前者即便火力再猛，分散到每家拍卖行身上的子弹也只能让他们无关痛痒，而后者可能一击致命。此外，后者一旦反击，凭其在中国的影响力，来自各方的关注度一定会因这个事件而将所有的目光同时延伸到《纽约时报》的身上，那么，它在中国的影响力构建计划便更为深入一步，因为，之前对于中国公众来说，《纽约时报》仅是电视新闻的国际报道中频频出现的单词，而事件之后，它便跨洋落地，真实地来到中国公众面前。

中国拍卖协会艺委会顾问赵榆目睹和亲历了中国艺术品市场20年发展的不易之路，在和记者谈到《纽约时报》相继刊发的负面报道后首先认为该文很无聊。“对待这样的八卦文章最好是置之不理，文章的作者完全不了解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真实情况，凭借一些小道消息来赚取眼球。”赵榆说“文中说赵旭披着浴巾追买家付款，先不论作者这样写是否很低级无聊，即便他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首先赵旭这种对不付款买家追讨货款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赵榆戏称，如果那件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的齐白石作品，中国嘉德也能用这种方法在浴室追讨岂不大快人心？

玄机二：西方对待中国惯有的酸葡萄心态延伸到艺术品行业

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认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系列文章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西方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一直有着酸葡萄心态，他们的媒体也喜欢和擅长用批判的视角解读问题，针对中国的态度，更是以负面居多”。

刘尚勇也坦承，“文章中提到的问题的确是我们整个行业需要警醒的，我们也在积极努力改善，而且这些不是今天就突然出现的，改进也需要过程，但《纽约时报》只看到了多年的问题，却没有看到我们不断改进的积极面。”在刘尚勇看来，公众对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大可不必在意，“国人要学会不在意外国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他们面前孔雀开屏。”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认为，《纽约时报》针对中国艺术市场的报道，特别是抹黑保利的那一篇，其实都是业内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新闻性，至于所谓的细节，可能是撰写记者从一些旁枝末节的人口中听说的，“他们习惯写负面文章，即便采访当事人时谈的完全是积极的一面，等文章出来后，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位同样接受过《纽约时报》采访的知名拍卖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抱怨，“谈的和写的完全是两回事”。

玄机三：挑起拍卖业界争端，引发行业内部矛盾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真假难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谁在忽悠谁？》一文中，虽然在拍卖不付款的问题中点了中国嘉德的名，但整篇文章对于中国嘉德还算手下留情。而一个多月后，北京保利就没有那么幸运，《保利拍卖公司考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一文，每一个字句都犀利地直贬保利，似乎中国艺术品的混乱之局，保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于中国嘉德，不仅只有只言片语，而且表达了通篇中少见的褒扬。“虽然去年的收益报告显示，保利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第一家大型艺术品拍卖公司嘉德，但后者并没有诟病保利与政府的关系，因为他自己也有这种联系。此外，国有企业持有10%左右的嘉德股份，在外界眼中，嘉德在业务方面一直更加小心谨慎。”“我们的风格有所不同”嘉德拍卖行董事副总裁寇勤在提到这两家拍卖行时说。

“同样是两家一线拍卖公司，也都有着同样的国企背景，却厚此薄彼，很难让人不揣测报道背后的成因”，一位业内人士颇有深意的说。

其实，中国嘉德和北京保利的竞争自后前者跻身中国拍卖行业前列时就开始存在，两家公司明争暗斗也都有目共睹，只不过这张窗户纸并没有被人戳破。“而且有竞争才有相互监督，反而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但《纽约时报》近期发表的这篇文章，使这种关系变得颇为微妙。“有着挑拨的味道，其目的就是引起业界争端，有争端才有可报道的事件。”有分析人士这样认为。

除了引起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的不满，《纽约时报》还对北京保利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的关系进行挑拨，意图将北京保利排斥在政府行业协会和业界之外。《保利拍卖公司考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一文中称，某外籍顾问表示，协会官员和其他拍卖行的高管曾向他抱怨，保利在目前的体系下如鱼得水，对全面改革表现得没有什么兴趣。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拍卖行业协会和北京保利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赵榆说，首先中拍协从未邀请过外籍顾问，其次，在《保利拍卖公司考验中国艺术品市场改革》报道后，中拍协秘书长李卫东立即致电北京保利，称该文不需理会，“文章通篇都是洋奴味”。

北京保利在公开回应《纽约时报》的声明中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近年来获得高速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从业者，我们承认仅仅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诸如部分买家拍卖后不结算、延迟交纳拍品款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愿与有关各方本着积极的态度，共同改进和完善，确保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并且，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上述问题正在逐渐改善中。”

清者自清，相信外媒一篇或者数篇的负面报道，不可能将中国艺术品20年发展的成果全部抹消，它写或者不写，我们一直都在向前发展。“当然，文章提出的问题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