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电影的中国之旅：浮浮沉沉八十年

自1928年诞生至今，奥斯卡走过了84个年头，在中国也传播了84个年头，它跨越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历史，经历过抗战和文革这样的非常岁月，成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坐标。但从新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崛起”之后的现实足以管窥到奥斯卡这个金漆招牌在华的落寞。那么，梳理一下奥斯卡在中国的足迹，将会为80年的中国当代史找到一个混合了文化、政治、经济的趣味注脚。

最流行的文化符号：奥斯卡在中华民国
 

奥斯卡登陆中国的年头，正值中国院线蓬勃的晨光，1927年，中国已经拥有了106家影院，68000个坐位，分布在18个大城市，而美国电影“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影都受欢迎”。上海彼时有26家影院，到1933年增加到37家，其间放映的电影85%都是美国片，奥斯卡提名片大多数在列。1929年南京最豪华的“国民大戏院“开张，首日就放映了1928年第一届奥斯卡获三项大奖的《七重天》，之后的《大饭店》、《乱世春秋》和《一夜风流》等获奖电影都曾在中国院线公映，米高梅出品的《魂断蓝桥》和《出水芙蓉》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美国片，除了抗战时期外，3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美国影片对华出口的数量基本都达200部以上(也就是说彼时每年好莱坞出品的影片几乎都同步来到中国公映)。好莱坞、奥斯卡的口味显然成了中国1949前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一本名为《好莱坞》的周刊在上海面世，三年共推出130期，以文图报道美国影坛的最新动态，尤其对每一届奥斯卡都给予大幅报道，对传播奥斯卡电影可谓不遗余力。这段时期的大洋彼岸活跃着一位中国电影人，他从好莱坞的搬运工、摄影助理做起，通过自我奋斗成为首屈一指的摄影师，十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以《玫瑰图腾》和《原野铁汉》两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的名字叫黄宗霑。1928年黄宗霑回到中国指导一部电影，最后未能完成，拍摄的一些风土民情和文化片段被约瑟夫·冯·斯登堡剪辑进他的电影《上海快车》，该片后来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但因故未能在国内公映。

民国年间甚至还出现奥斯卡影片被“禁映”的风波，1930年，囊括第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西线无战事》经南京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批通过，以原英文版无删节形式在上海、南京等各大院线上映，但德国领事馆以“故意轻蔑德国军备及极端损毁德国参加世界战争战士之荣誉”的借口要求禁映此片，最终在略加删剪后重新上映，这亦是中国电影最早的禁映记录。国民政府随后在1932年颁布了《外国人在华摄制电影规程》，并在随后两年中禁映了80部电影，获奥斯卡奖的《上海快车》也因“辱华”而在列。但这亦不能阻止1933-1935年间有超过几百部美国电影进入华语市场。

日本人的入侵后将好莱坞电影逐出了上海和沦陷区各大城市的银幕，“孤岛”时期的抗战片和日伪电影一度成为时代的主角，但奥斯卡获奖电影仍在以陪都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艰难上映，彼时香港名导王晶之父、大导演王天林还是一个流徙失学的上海少年，就在贵州省省会只放映原声西片的贵阳大剧院担任领座员和售票员，而“踏上了电影行业之路”。这些好莱坞电影在光复后再度涌入，成为和十里洋场夜总会交相辉映的最后一抹奢华。即使它的寿命不长，并伴着急剧通货膨胀的现实而缩水，好莱坞、奥斯卡还是给人充满诱惑性的直觉。“玉女”、 “香艳”等词语不断出现在广告词中，诸如《一夜风流》这样的片名中，都足以窥见国人对这类电影的“肉感”印象。

日本人的入侵后将好莱坞电影逐出了上海和沦陷区各大城市的银幕，“孤岛”时期的抗战片和日伪电影一度成为时代的主角，但奥斯卡获奖电影仍在以陪都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艰难上映，彼时香港名导王晶之父、大导演王天林还是一个流徙失学的上海少年，就在贵州省省会只放映原声西片的贵阳大剧院担任领座员和售票员，而“踏上了电影行业之路”。这些好莱坞电影在光复后再度涌入，成为和十里洋场夜总会交相辉映的最后一抹奢华。即使它的寿命不长，并伴着急剧通货膨胀的现实而缩水，好莱坞、奥斯卡还是给人充满诱惑性的直觉。“玉女”、 “香艳”等词语不断出现在广告词中，诸如《一夜风流》这样的片名中，都足以窥见国人对这类电影的“肉感”印象。

直到今天，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亦步亦趋、经年积淀让奥斯卡在知名度上都远远超过诞生在40年代之后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在趣味性上，奥斯卡雅俗共赏的口味亦比浓重晦涩的影展电影更亲民，即使它只是美国电影的国别奖，“档次”上低于国际A级电影节。民国时代打下的基础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