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 de la Renta 毫无保留

Oscar de la Renta 在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东头的蓬塔卡纳（Punta Cana）安了一个家。圣诞节尚未来到，他便早早守在那里，等着他太太Annette 以及其他一大群朋友的驾临——其中包括基辛格夫妇、著名女主播Barbara Walters 和纽约市学校教务长Joel Klein。只要时间允许，De la Renta 总喜欢见缝插针地前往蓬塔卡纳的寓所小憩。尤其在每年的12 月中旬，他会在岛上待上一阵——时间比2 月时装周后的休假还更长些，邀请的宾客也更多些。除了蓬塔卡纳迷人的蓝绿色海水和热带气候之外，热情好客的de la Renta本人也是把人们吸引过来的重要原因。

迷你国度

眼前这座珊瑚色大宅被廊柱环绕，看上去活像好莱坞电影中的殖民地大庄园。它的设计者是古巴建筑师Ernesto Buch，最初也是由de la Renta 家的一名常客，作家John Richardson 向主人大力推荐的。De laRenta 向来以完美主义在社交圈中闻名。“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女装日报》前出版人John Fairchild 说道。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听说我在采访期间打算住在旅馆里时，他显得十分恼火。“太讨厌了。”他蛮横地说。尽管我向他保证，住在旅馆里没什么不舒服，他对我那套有关‘与采访对象利益冲突’的解释还是一点也听不进去。接着，他换了个语气说：“我在飞机舷梯下面等你。带上游泳衣！”

他这个反应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广交朋友，基辛格夫妇、美国财政部长Timothy Geithner、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 Summers, 美国前财政部长RobertRubin 以及纽约市长Mayor Bloomberg 都与他私交甚密。他见多识广，从优先股权到比基尼泳衣他都能津津乐道。不过是什么让他这么有把握，能在一家繁忙的商业机场里跑到客机机翼近旁去接机？令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这一点。的确，除了一连串橄榄球球星之外，Oscar de la Renta可能是美国最为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但难道这就赋予了他打破安全禁令的特权？

事实证明，他真的办得到。他是蓬塔卡纳一家私人开发商的主席，该公司拥有蓬塔卡纳大约15000英亩的土地，其中包括机场和水力系统。同时，还有不少当地的酒店也属于这家公司，我所预订的旅馆正是其中之一。Ralph Lauren 拥有他自己的牛排品牌，Valentino 名下有大量的房产，而de la Renta 所持有的却是一个迷你国度。

这个国度就像是设计师本人的写照——也许说到底，时装的天地对他而言太过狭小。比起衣服来，他的生活总是要更广阔、更具有想象力。现年76 岁的de la Renta 仍在继续工作，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比过去44 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兴旺。今天想要进入，或刚刚进入时尚业的年轻人就仿佛置身于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前景堪忧，而de la Renta 的经历也许能给他们一些启示。

我从机舱一脚踏入了外面的温暖空气中。De laRenta 正由几个机场工作人员陪同，等候在左近的一辆高尔夫球车里。他身着短裤，光秃秃的脑门闪闪发光，就像是精心保养的桃花心木柜子。面对这个情景，我不得不像老朋友般对他微笑挥手致意。我现在可是置身于他的国度。

短短20 分钟之后，我们已经换上泳装，泛舟在他家门前的那片海面上了。

“没人能对他生气”

我认识de la Renta 已有足足20 年，可谓见证了他事业的发展。然而除了前往他的工作室观看新系列的制作过程之外，我并没在他公司待过多长时间。多年以前，他曾邀我去他位于公园大道的宅邸赴一场为几名西班牙访客所设的小型晚宴。他的邀请着实发得很晚，却还试图把当天的活动描述得引人入胜——“会有不少漂亮的年轻男士过来。”他说。我心知肚明，自己也许不过是个充数的罢了。我早早地到了他家，当时他那深度近视的太太Annette 正在研究来宾名单。她转过身说：“Oscar，这群人真是再无聊也没有了！”我们哈哈大笑。那群人是很无聊，而且没一个会说流利英语。（当然，de la Renta 会哼唱几首拉丁语情歌，但是于事无补。）

“没人能对他生气。”Fairchild 说。我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2002 年4 月，de la Renta 在美国设计师协会的一次董事会议上对我发动了一场恶意的攻击。当时我正与Bill Blass 一同为他的回忆录做收尾工作，而CFDA 正准备授予我一个奖项。这还嫌不够，他又把整场争端搬上了《女装日报》。不过，其实这从来都不是一场真正的争端，至少跟我本人无关——整件事的中心人物是Bill Blass。De la Renta 始终试图将自己的名字置于好友兼竞争对手Bill Blass 之前——这一行为模式持续了十年之久。Blass 则从未对前者如法炮制，尽管他几乎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如今他即将发行自己的传记，而de la Renta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想，比起对方过去的所作所为来，更让Blass 难过的是，同样的事情仍在继续发生。“Oscar 一定要事事大获全胜。”他说，“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在忍不住说出这一席话之后，Blass 又反过来建议说：“看在上帝份上，别把我说的话印出来。”

所以，不，我也不对de la Renta 生气。在时尚界，你要么就努力出名，做个超级巨星，要么就寂寂无名，安心当陪衬。De la Renta 是个人奋斗的典范。他知道战斗就会流血。他在一系列领域的成功——商业、社交、婚姻——都成了他往上爬的阶梯。他的事业道路不同于任何人。他的设计线条精美、艳丽迷人，像在出席盛大典礼的夜晚所穿着的服装那样光彩夺目。他用它们重新塑造出一个大都会的世界。可是，当他在1963 年首次抵达纽约时，对他有多少设计才能，别人并不怎么拿得准。他的首位雇主Elizabeth Arden（伊丽莎白·雅顿）问他想要多少薪水，他当即扔出一个想得到的最大数目——周薪700 美元。“我知不知道要怎么去赚这么多钱？”他对我说，“大概不知道吧。”半年以后，Arden 开始对他在欧洲的长期度假颇有微辞，于是他立刻精明地提议到她家共进晚餐，并在当天玩牌的时候让老板赢了一把。“自那以后，我就可以在那所房子里为所欲为了。”他说。

两段婚姻

奇怪的是，de la Renta 并不特别傲慢，同时也不势利。在我到达蓬塔卡纳的头天晚上，仆人们正为晚餐掌灯，主人却失踪了。最后我发现他在佣人休息室跟几个当地人玩多米诺骨牌——他们有的是宴会承包人，有的是园丁。（“雷打不动的多米诺时间。”dela Renta 的女婿，同时也是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lexBolen 说道。）我不知道哪一点更讨人喜欢——是亲眼目睹希拉里·克林顿最爱的套装设计师骤然推倒多米诺骨牌时那充满男子气概的神情呢，还是体察到他这种对消遣玩乐的强烈兴趣。从前有好长一个时期，他天天中午都要到设计师Mollie Parnis 办公室里，跟她赌上几局拉米纸牌。

文学界和艺术界都曾涌现出不少值得一提的名人太太，时尚界在这方面却差得远。而De la Renta 的两任妻子都堪为此间表率。他的首任妻子Fran oise deLanglade 曾是法国版《Vogue》主编，经营一家挤满社交名流、作家和华尔街大人物的高级沙龙。他们在1967 年完婚。1983 年6 月17 日早晨，在与癌症作过一场殊死搏斗之后，她溘然长逝。痛失爱妻的de la Renta 当天头一通电话是打给Annette Reed。半年后，他们结为了夫妻。撇开在公众场合不善言辞这一点，身为大都会美术馆副主席，她与各类艺术公共机构的联系，以及她那热爱阅读的天性都将de la Renta 提升到了一个与之前大不相同的等级。“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个更广阔的世界。”他长期以来的副手Boaz Mazor 说道。

而如果说婚姻为de la Renta 带来了安乐的生活，给予他有充分的勇气，去挑战数不胜数的人生目标的话，它也有一个坏处——它在另一些方面令他变得脆弱。De la Renta 很不擅长独处。“他会打电话问我：‘你今晚干嘛？一起吃饭吧。’”Mazor 说，“我说：‘哦，你头一个想到我真是太好了。’于是他就说：‘假如你不来的话，我就只好去找看门人了。’Oscar 必须有人陪伴。”在这点上，谁也不如Oscar 本人了解得那么透彻。“我常跟Annette 说，我的致命弱点就是讨厌独处。对我而言，Annette 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假如有朝一日能摆脱我，她大概开心得命都要没了。”

在抵达蓬塔卡纳之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听说de la Renta 坐直升飞机到南边海岸线的拉罗马纳（La Romana）去参加当地一所学校的圣诞派对。他赞助这所名叫La Casa del Ni o 的学校已有30 年之久，一开始学校里只有8个学生，全部都是流浪儿。陪同他一起前往的是他24 岁的儿子Moises——他在Fran oise 死后收养的孩子，以及他公司的公关部副总监Paul O’Regan。派对结束之后，他又顺路拜访了隔壁邻居，歌星Julio Iglesias（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

晚些时候，在吃着一顿有色拉和多米尼加炸鸡（有点像麦乐鸡，但还要好吃20 倍）的午饭之后，我问起de laRenta，是什么促使他创建这所为流浪儿而设的学校。我估计又要听一通陈辞滥调，然而他说：“我是个停不下来的人。我在拉罗马纳住的时候，天天早上都会去学校。”说着他冲Moises 点点头，“这个就是这么来的——我运气好，算他倒霉。”深色头发，性情愉快的Moises只是对着眼前的炸鸡默默地微笑。De la Renta 则提高嗓门接着说道：“我从他24 小时大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是他爸，他没别的爸爸！”他开怀笑着，吃了一块炸鸡。“好吃吗？”

追忆往昔

第二天上午，当我在11 点左右到达de la Renta 家的时候，没看见一个出来走动的人。昨晚下雨了，此时天空呈灰白色。过了一会儿，de la Renta走下楼，跟我一起在桌边坐下，手拿一罐麦圈，稍微有点宿醉。他看上去心情不错。

他的成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归功于与John Fairchild 的友情。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争执之后，Fairchild 仍是de la Renta 的至交好友。“我的老天，我们吵架的次数不计其数。”de laRenta 大笑着说。他打开一罐Cheerios麦圈，抓出一把塞进嘴里。“但我必须告诉你，”他接着说，“John 这个人的占有欲很强。他认为Bill 和我——我们都是属于他的。”他告诉我，他跟Fairchild 的最后一次摊牌是在巴黎，起因则“蠢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导火线，是《女装日报》打电话到Balmain，询问de la Renta 是否已被解雇。

“我约他在我里兹饭店的房间见了个面，”他说，“我们在那儿把一切都挑明了——我是说，彻底挑明了。我说：‘你知道，John，我们做朋友也有挺长一阵子了，你待我好得不得了，不过有时候真是太不地道了。John，即便你把我写得再糟糕，我也总是为你找借口。现在你做什么都伤害不了我了。你的时代玩完了。”De la Renta 笑着，又往嘴里塞了一把麦圈。“这是我们吵的最后一场架。”（Fairchild 表示，他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出。）

这时O’Regan 出来了。他给自己弄了一杯果汁和一个蛋卷，坐了下来。我又跟de la Renta 聊了会儿，接着我问起了有关他太太Anette 的事。他慢慢露出了微笑，说：“你知道，我太太是很注重隐私的。”然而说过这句话之后，他却又完全将其忽略，很快就开始追忆起自己当时追求她的种种细节，还大谈自己面对其他追求者——例如CBS 电视台的前主席William Paley——时的嫉妒之情。

他细说就里道：“Annette 当时正要和她妈妈一起出发到欧洲去旅行，Bill要和她们一起去。纽约城里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我打电话给她，请她跟我共进午餐。这是头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妒忌得发疯。我们在四季酒店吃饭。我说：‘Annette，你把自己弄得像个傻子。’她说：‘你在说什么呀？Bill 是我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的感受。我只说自己能说出口的。但那顿饭后，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爱上她了。之后我去Fred Leighton 给她买了一副耳环，让司机把它们送去机场交给她。她到巴黎之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

谈到自己的太太看起来让de laRenta感到很有精神。他接着说下去：“她过去总是对我说：‘你为什么和我结婚？我这人那么糟糕。’如今我会取笑她说：‘我太爱你了，还以为你是跟我开玩笑呢。’”说着，他伸手到桌子对面，拿起O’Regan 的半个蛋卷，撕了一片，又把剩下的放回盘子里。“你知道，我们一般一天打五通电话。早上如果我不在她身边，我的第一通电话就会打给她。晚上的最后一通电话也是打给她的。”说到这儿，他停了停，“她让我爱得发疯。每次我们吵架，她就把我晾在一边。我觉得在独立自主这方面，女人远比男人要有能耐。”

Oscar de la Renta 是什么？

两小时之后，我正盖着毯子歪在躺椅上，脑子里试图想象出被太太看下脑袋的de la Renta 会是什么样子。突然之间，他本尊就降临到了我的脚边，还隔着毯子拧了一下我的膝盖。“告诉我，”他说，“你觉得纽约哪个设计师最了不起——当然包括我在内。”

“他这人没法抗拒。”Fairchild 曾说。实际上，要不是有了Annette 的家庭的支持，de la Renta 的生意不会做得这么稳固。Annette 的女儿Eliza 担任公司的授权产品创意主管，后者的丈夫Alex Bolen 则在2003 年离开金融行业，参与到de la Renta 的生意中来。在他的主导之下，Oscar de la Renta 在欧洲开出了两家店铺——包括这两家店在内的九家专卖店为公司带来了大量收益。去年，品牌的收入大约达到1 亿美金。

事实上，正是41岁的Bolen 最早提出要de la Renta 发展国际市场——既然他已经在Balmain 获得了成功。“我对他说：‘你什么意思？你在法国一个推销员也没有？’”Bolen 回忆说。

De la Renta 的这个女婿也会在模特试装时给出建议。我还没提到这一点，设计师本人就已经说了出来。“我是说，有时他真的很让我受不了。”他说，“我嘲笑他说：‘Alex，Parsons 设计学校就在街对面，他们也有夜校的。’”接着他补充道：“唯一一个随时敢于挑战我的人就是Alex。”正因为如此，他认为Bolen可能是他的最佳继任者。

De la Renta 不喜欢讨论退休的事。“你觉得我在变老吗？”当我提出这一问题时他说。首先，他的乐子实在太多了。你可以喜欢他的时装，也可以不喜欢，但只要想想以Bill Blass 为代表的那许多时装屋是如何奋力挣扎，最后却还是难逃分崩离析的厄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也许他那一套并不能代表十多年来掌控着时尚走向的后现代美学的失败。“它从来就不是沉重的。”谈起时装，de la Renta 说道。哪天到他退休的时候，他的继任者也不会感到沉重。诚如他所说：“有人也许会问：‘ Oscarde la Renta 是什么？’你可以回答他： ‘是一条漂亮的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