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 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顾客的朝圣都城

我们都听说过那句著名的“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在我的潜意识里，这句话一直是以一种无法被破解的形式存在的。直到前不久前我才知道，原来百达翡丽只是一系列对于日内瓦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街道建筑、河流湖泊乃至人物肖像的印象综合体而已。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365天都要和表打交道的人来说，日内瓦的城市名片的首栏永远是被“瑞士钟表发源地”占据着。虽然之前我也曾数度造访日内瓦，但不是为了参观表展就是为了参观表厂，从来也没有机会仔细观察和了解过这座城市。其实，哪怕只是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将视线从钟表上移开，你就会发现日内瓦实在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带有混合气质的都市。一方面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凯撒大帝统治时期便已得名，十六世纪更成为了加尔文教派的中心，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另一方面，日内瓦又是以国际性和现代化而闻名的，它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还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进驻。值得一提的是，抵达日内瓦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下榻的酒店偶遇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看上去和普通客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身边多了几个保镖。

城市的崛起

日内瓦不仅是一座都市，它也是很多人和事的“故乡”。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人口也不过才20来万，但是从文化可浏览的层面它却大得出奇。历史上，日内瓦吸引了大批流亡者（包括百达翡丽的创始人安东尼·百达）和无数文人雅士在此落脚，如18世纪的卢梭、伏尔泰，19世纪的拜伦、雪莱，20世纪的列宁、埃尔热（《丁丁历险记》的作者），“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在日内瓦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茜茜公主则是在日内瓦湖畔遇刺身亡……穿梭在日内瓦老城中，除了那些大牌奢侈品店之外，沿途还能遇见很多与名人有关的建筑、雕像以及他们的生平介绍。这些人和事虽然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却又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面貌。

日内瓦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位于日内瓦湖的西南角的一片狭长的区域里，三面与法国接壤，美丽的隆河（又称为罗纳河）穿城而过，将日内瓦城分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老城在隆河左岸，过去属于富人区，相当于我们说的Downtown，也是宗教、政治和文化场所较为集中的地区；隆河右岸的新城发展较晚，是普通平民尤其是手工艺者集中的地方，瑞士钟表的萌芽就是从这里产生。1572年（十六世纪末）的时候，法国国王查理十九世下令屠杀胡格诺派教徒（胡格诺教和加尔文教同属于新教派，前者曾受到后者的影响），于是大批胡格诺教徒逃难到了日内瓦这个加尔文教徒聚集的城市。

随着流亡至此的手工艺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历史上新教的产生本就是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教徒多来自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手工业），珐琅、钟表这些原本是法国人所擅长的技艺也逐渐在日内瓦兴旺了起来。

百达翡丽的随行人员向我们介绍说，当时在新城有很多制表师，他们在阁楼上做表—因为过去的房子没有电梯，上下楼要走楼梯，而且一旦发生火警，住在下层的人也比较容易逃脱。

所以一层的房子最贵，住的都是有钱人，而顶层最便宜。但是它的光线充足，也相对安静，适合从事钟表制造—“阁楼工匠”一词便是由此产生的。

日内瓦的钟表行业能够走上正轨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欧洲的宗教运动，事实上，它与日内瓦这座城市的人道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日内瓦一直受到来自邻国贵族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可能。换做是其他城市，能够安身立命就已经满足了，更不要说发展成欧洲钟表中心。日内瓦当地最重要的节日叫做登城节，它是为了纪念在1602年12月11日的夜晚，英勇的日内瓦市民们击退了前来偷袭的卡洛·埃曼努埃萊一世的雇佣军。“登城事件”也被看做是日内瓦独立的象征，据说当时很多市民是穿着睡衣着家里的“锅碗瓢盆”去迎击侵略者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日内瓦这座“属于无国籍人士和流亡者的城市”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也吸引了很多像卢梭、伏尔泰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定居于此。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日内瓦的名声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数以千计的贵族慕名而来，又反过来推动了钟表业的成长。到了19世纪初，日内瓦新城的每一幢房屋的顶层都加盖了用于制表的阁楼，还有部分制表师远赴汝拉山谷开辟第二战场。直到今天，你抬眼望去，仍旧可以从那些布满历史风景的窗口里感受到钟表对于这座城市的影响。

百达翡丽博物馆

时间的积累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我的此次日内瓦之行，不仅参观了百达翡丽的表厂（总部大楼），还走访了百达翡丽博物馆、日内瓦沙龙以及包括卢梭故居在内的多处文化古迹。其中，百达翡丽表厂、博物馆以及日内瓦沙龙又被称为“百达翡丽的日内瓦三部曲”。它们三者仿佛具有某种年代学的倾向：博物馆记录过去，日内瓦沙龙揭示现在，表厂打造未来。但是它们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过去时或者现代时，而是呈现出紧密的上下文关系。

先说百达翡丽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值得参观的钟表博物馆，没有之一。馆中的藏品始于斯登家族第二代传人亨利·斯登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个人收藏，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丰富，到现在已经达到2000余件的规模。这2000余件藏品是个什么概念？我不想用数字（拍卖价）来说明，因为这样做实在太失礼了。总之，如果把近几年拍卖场上的“TOP10”拿到博物馆展出，那效果也就是往隆河里扔几块石头—掀起点浪花儿而已。

百达翡丽博物馆

百达翡丽博物馆分成四层四个展区：

一层是接待处，往里面走，有老式制表工具、钟表修复工坊和放映室；

二层展出1839年至今的带有标志性和纪念意义的百达翡丽钟表制品；

三层展出16至19世纪非百达翡丽出品的古董钟表，其中大部分产自日内瓦地区；

四层有图书馆、百达翡丽档案室以及主题展区域。

从藏品的类型和数量上看，第二层和第三层是博物馆的重中之重。第三层收录了从1530年至1540年间制作的德国“鼓表”，到法国巴黎和日内瓦时期精美的珐琅作品，再到各种复杂功能、自动机械和异形表，直至现代钟表——宝玑表的诞生，用大约500件藏品勾勒出古董钟表发展的轨迹。第二层则是从两位波兰流亡者的故事开始讲起：1839年，百达先生与沙柏先生在日内瓦合作成立了百达沙柏；1845年，在沙柏决定离开后，表冠上弦的发明者菲力先生代替他成为了新的合作伙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百达翡丽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呈现了钟表是如何从怀表、贵族化和私人定制体系，向手表、大批量化生产和现代商业化体系转型的过程。

百达翡丽博物馆

这个不可逆的过程本身制约了钟表的艺术高度，但是百达翡丽却保持了自己的水准和职业操守。在此期间，百达翡丽做了所有最复杂的表，在设计和装饰上紧随时代潮流，并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有人说百达翡丽手表的声望是由今日的文化境遇来界定的，但是从这超过1000件展品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有了百达翡丽今日的成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今年是卢梭诞辰300周年，博物馆专门在四层举办了卢梭主题展。卢梭自己虽然不做表，但是他的高曾祖父是从法国逃亡到日内瓦制表师，他的曾曾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一直到他父亲这代还在做表。主题展囊括了卢梭家族几代人的作品精华。

百达翡丽的现任名誉总裁菲力·斯登先生曾说过，“钟表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早已习惯了将书法、<"绘画">绘画、漆器、瓷器视为人类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来说，百达翡丽博物馆就像是一部纪录片，它将钟表的历史投影在可见的实物上，使钟表文化能够被人们感知，被记忆收藏，最终转化成宝贵的经验，而不再是虚无飘渺的概念。博物馆给我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好东西是攒出来的，品牌的价值要经过时间的积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百达翡丽表厂

有始有终

相信对于每一位钟表爱好者而言，能够“走进”百达翡丽表厂都足已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不敢奢望再看到每一个细节。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重点参观了5号工厂、国际维修部以及复杂功能表的组装部门。5号工厂毗邻百达翡丽的总部大楼，于2009年投入运营，负责所有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手工打磨（如珍珠纹、日内瓦条纹、拉丝、倒角和镜面打磨），以及第一道的组装工序。工作人员介绍说，5号厂每年要加工1万种左右的零件，共计1500万枚。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了，充分体现出了百达翡丽强大的精密制造能力。我在车间中还看到了不少其他表厂所没有的数控机床，一问竟然都是百达翡丽自己研发的。要知道数控机床属于通用设备，没有企业会为表厂提供专做表类零件的数控机床，所以要想提高加工的效率和精度只能自己想办法改造，一如数百年前日内瓦的工匠们发明出用于表盘雕花的机器。为了确保零件的质量，每一位工程师或者制表师都会在每一道工序后对零件进行检验，然后在零件出厂时和运到总部大楼之后（在这里组装）还会分别再进行一次检验。

之前我也曾参观过不少家瑞士表厂，据我所知，很少有表厂会把维修部门向媒体开放，因为它会使人联想到“质量不过关”，“维修成本高”等负面的因素。但是百达翡丽不但开放了，还一再强调国际维修部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难道你认为自己的表永远也不会坏吗？国际维修部同时承担维修和修复这两项职责，如果故障表的零件未停产就叫维修，如果零件已经停产就叫做修复。尤其是后者深深地影响到百达翡丽印记，因为百达翡丽印记中承诺了要对出厂的每一只表提供终身服务，确保它能够代代相传。

国际维修部由经验丰富的制表师领衔，50多人的团队，其中15人负责维修、30人负责修复，还有8人负责表的外观和宝石镶嵌的部分，平均年龄在40岁，对资历和专业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我还看到，除他们之外，还有一批年轻的制表师在这里“拜师学艺”。百达翡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了解钟表的（手工）制造过程，让老师傅的手艺能够不断传承下去。接下来参观复杂表部门时也看到有师傅在带徒弟。

国际维修部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们，百达翡丽对钟表修复的流程有严格的要求：送来的表先要拍照，然后拆开检查损坏程度，将估价报给客户，得到确认之后才能开始修复。对于某些年代非常久远的表款，制表师将零件画好之后，可能要反复进行加工修改。新做的零件必须使用与原表相同的材质，但是修复完成后，表的精确度要尽可能达到现有的标准。

百达翡丽日内瓦沙龙

心静如水

我此行的最后一站是百达翡丽的日内瓦沙龙。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品牌创立之初：1853年，当大多数制表师仍停留在隆河右岸时，百达翡丽率先将工厂迁到了隆河左岸的贝尔格河滨大道。不过这还不是日内瓦沙龙的最终归宿，随着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扩大，1891年百达翡丽一口气买下了位于罗纳大道离勃朗峰桥不远的一整幢大楼，并对它进行了彻底地翻新改造。

正如日内瓦从来都不属于保守主义阵营，百达翡丽也同样贯彻了这一思维。1892年，当这幢大楼的改建工程完成时，它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水力发电系统以及可对每个房间进行温度控制的中央供暖系统，总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到了1908年，百达翡丽又在顶楼加盖了一层（阁楼）并在大楼正面安装了电子计时钟，该时钟和同步控制全城其他公共钟表的中央控制器相连。在之后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百达翡丽大楼经过了几次改扩建，却始终难以赶上公司营业规模发展的速度。最后百达翡丽不得不将制表部门迁出，另辟他处建造了现代化的新工厂（即我们前一天参观的总部大楼），而日内瓦沙龙则被赋予了新的角色。

2006年，经过全新设计装修的日内瓦沙龙正式开幕。它的设计团队包括著名的舞蹈布景师，西班牙科尔多马皮制品的专家以及一位曾参与凡尔赛宫水晶吊灯修复工作的大师，并由菲力·斯登先生的夫人亲自支持。另外，为了体现百达翡丽与日内瓦大剧院之间的文化合作关系，沙龙正门的五扇橱窗全部以日内瓦大剧院为主题进行装饰。

百达翡丽的精神，第一是品质，第二是服务，这两方面在日内瓦沙龙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置身其中，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鲁迅先生说的那句：“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百达翡丽就是百达翡丽，说它是血统也好，说它是传承也罢，总之人家做的东西就是让你没得挑，也模仿不来。从沙龙内外的每一扇橱窗，每一件家具、每一盏挂灯、每一件摆设、每一幅油画，仿佛都在诠释什么叫“只做最好的”。尤为难得的是，这些装潢虽然奢华却不失亲和力，不会给人以高高在上四处碰壁的感觉。

在服务方面，日内瓦沙龙有一个由25人组成的“顾问团队”，他们总共掌握27种语言，可以就大到历史文化、小到机芯结构，与来自各个国家的客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对于顾问团队来说，卖表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宁愿客人在沙龙里泡一天时间，大家坐下来相互了解、学习，哪怕什么都不买，也不要冲进来，交了钱，从此形同陌路。所以私下里有人跟我说，他们比较头疼的就是碰到大型旅游团。我还特意询问了几个读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例如百达翡丽到底有没有所谓的“VVVIP”制度？因为在国内，有表友习惯性地将“VIP”、“VVIP”、“VVVIP”挂在嘴边上，似乎以此作为等级的划分。我得到的答案是，百达翡丽绝不存在这种制度，只会根据客人对手表的热爱程度为表找到理想的主人。

在参观完日内瓦沙龙一、二层的产品展示区之后，我们直接坐电梯来到了顶层的VIP厅，在这里采访了沙龙的主管PatrickCremers先生，他原本是经销商，在行业里有很高的地位，后来被菲力·斯登先生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心甘情愿来日内瓦沙龙打工。采访过程中，有同行的媒体希望PatrickCremers举几个优质服务的事例。这可难倒了主管先生，他先是强调服务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接着又讲了日内瓦沙龙从不会让客人在店外排队，更不会对客人的着装提出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要来判断客人的，而是要尊重客人。”然后就再也想不起任何事例了。还是中国区品牌经理高虹小姐帮主管先生解了围，她回忆说，前不久她来日内瓦沙龙，看到PatrickCremers站在沙龙外面，最开始还以为他是要抽根烟，没想到他是在等待一位客人，当客人来的时候，PatrickCremers跑到马路对面去迎接，然后陪客人一起走进沙龙——这些细节都是他每天身体力行在做的事情，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走出日内瓦沙龙，我的心里有一种被放空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在日内瓦的每一天我都在放空自己。回酒店的路上，从勃朗峰桥上经过，看着隆河水以一种永不消逝的姿态从眼前流过，那一瞬间，或许是一分钟，或许是一百年。人们常常说传承，传承，只是古老的事物得以保留，就像这条河，就像这座城市，它们既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拥有，只是传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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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机-9月行程：

机票：商务舱2万元，头等舱机票约6万元；

酒店：

￥2,400每晚起 | 日内瓦威尔逊总统豪华精选酒店 President Wilson - A Luxury Collectio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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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每晚起 | 日内瓦贝尔格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des Bergues Geneva